【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白玉京】
马斯克念叨火星已经很多年了。
从SpaceX成立之初,他就把火星作为最终目标,希望依靠可重复使用的大型飞船建立地球与火星之间的运输能力。
如今,星舰仍在为这一目标推进,而中国计划到2028年底完成1:500万全火星地质图,并编制着陆区地质图和专业图集。
一个在造前往火星的大火箭,一个开始给火星画地图。
这背后反映的是火星探索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已经完成“天问一号”环绕、着陆和巡视,下一步还将推进火星采样返回;美国则在火星样品返回任务上遭遇明显的成本和进度压力。
火星探索的博弈,已经不再只是比谁先登上火星,而是转向可持续探测、运输和科研体系的“后劲”。
美国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如果只看火星探测的起跑,美国无疑领先了几十年。
1965年,NASA的“水手4号”首次近距离飞越火星;1976年,“海盗1号”和“海盗2号”相继着陆,完成了人类第一次对火星表面的长期原位探测。此后,从“旅居者号”到“好奇号”、“毅力号”,美国逐渐建立起世界上最完整的火星机器人探测体系。今天人类对火星地形、矿物、气候和古环境的认识,很大一部分都来自美国几十年的积累。
如今,美国尴尬地发现,已经把火星探测推进到了把样品带回来这一步,却迟迟跨不过最后一道门槛。
“毅力号”从2021年开始在杰泽罗陨石坑工作,已经采集并封存了数十管岩石和土壤样品。这些样品最初被寄予厚望,因为一旦送回地球,科学家就可以利用远比火星车复杂得多的实验设备,对其进行同位素、有机分子和矿物组成等精细分析,从而寻找火星古环境乃至生命活动的证据。

“毅力号”火星车实现了样品采集。
过去几十年,美国已经多次解决从地球飞往火星、进入火星大气层并安全着陆的问题,但采样返回第一次要求把整个过程反过来做一遍。其中最特殊的设备之一,就是火星上升器。它本质上是一枚要在火星表面发射的小型火箭,却必须先经历地球发射、数月深空飞行、火星进入下降和着陆,在长期低温和复杂环境中保存之后,再按照指令可靠点火。过去所有火星着陆器考虑的都是怎么落下去,火星采样返回第一次要求航天器还要再飞起来。
更麻烦的是,这些环节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一旦上升器未能进入预定轨道,或者轨道器没有完成捕获和交会,前面几年甚至十几年采集和保存的样品都可能失去意义。任务链越长,对可靠性、冗余设计和地面验证的要求就越高,系统也会随之不断增重和复杂化。
美国原有的火星采样返回方案因此越做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NASA在2024年估算,其总成本可能达到非常离谱的110亿美元,样品返回时间最早也要到2040年。到2026年,美国已经事实上放弃原有方案,转而寻求成本更低、架构更简单的新路线。
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只是一个项目延期或者超支。它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式“举国体制”趋向失灵:美国最擅长的传统大型航天工程,正在承受越来越高的成本和越来越长的周期。SLS重型火箭、“猎户座”飞船以及火星采样返回,都需要多年持续投入,而美国政府更迭和国会预算变化,又会不断改变航天项目的优先级。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正在越来越依赖商业航天。
过去,NASA往往自己确定任务目标、设计系统,再由大型承包商按照政府项目模式完成研制;现在,美国正在尝试把越来越多的任务转变为“购买服务”。从月球商业载荷服务,到SpaceX和蓝色起源承担载人登月着陆器,美国正在把商业公司的低成本和快速迭代能力引入国家航天体系。
美国并非失去了探索火星的能力。恰恰相反,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技术积累和任务经验。问题在于,这种领先能否转化为未来二三十年的持续行动。
美国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起跑早并不等于能够一直跑在前面。登月如此,登火更是如此。火星探测不是一次性的面子工程,而是一场可能持续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马拉松。

“天问”工程,一步一个脚印,将实现火星取样返回。
中国为什么要画地图
相较于美苏,中国的火星探测虽然起步较晚,却保持了低调务实的推进节奏,并由此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任务节点清晰的连续路线。
“天问一号”完成了环绕、着陆和巡视,“祝融号”获得了中国自己的火星表面探测数据;接下来,“天问三号”将尝试火星采样返回。如果任务按计划推进,中国有望成为第一个完成火星采样返回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还计划在2028年底前完成1:500万全火星地质图,并编制着陆区地质图和专业系列图集。
绘制全火星地质图,不像发射大火箭那样轰轰烈烈,却是火星科研极为关键的底层基础。这次要做的不只是火星全球地形图,还要依托现有探测结果划分地质单元,搭建全新的火星地质年代框架。通俗来讲,不只是看清火星地表样貌,更要搞清楚这些物质的属性、形成年代,以及火星过往经历了哪些地质变迁。
“祝融号”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火星车只有区区几公里的活动范围,却能够通过地表岩石、矿物和地下浅层结构等观测,为理解整个火星的演化历史提供一个个地面控制点。再结合轨道器传回的全球遥感资料,就可以把局部实地观测,纳入火星整体地质演化框架。

“祝融号”对于人类了解火星,功不可没。
“天问三号”则会带来另一重关键突破:把火星原位探测,搬到地球实验室开展高精度研究。公开方案显示,任务目标是取回至少500克火星样本,依靠两次发射,完成着陆采样、火星起飞、轨道交会,直至样本返回地球。
这条路线与美国正在调整的火星战略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对照。
美国不可能放弃火星,但正如前文所述,NASA越来越倾向于把部分探测任务交给商业公司,例如商业月球有效载荷服务(CLPS,Commercial Lunar Payload Services)。其基本思路,就是NASA提出科学需求并提供资金支持,商业公司负责航天器、发射和着陆,NASA购买的是“把载荷送到月面”的服务。这个模式如果继续成功,未来完全可能向火星延伸。
事实上,这种“火星CLPS”的雏形已经出现。NASA正在尝试通过公私合作,让商业公司承担前往火星的航天器和运输任务,NASA则提供科学载荷。与月球相比,火星距离更远、通信时延更大、发射窗口更苛刻,进入和着陆也更加困难,因此短期内不可能简单复制月球模式。但对于机器人科学探测而言,商业化运输很可能成为美国降低任务成本、提高发射频率的一条重要路径。

星舰成功发射星链V3卫星,实现又一次突破。
至于马斯克的星舰,它解决的则是另一道关键难题。星舰如果最终实现大规模、快速重复使用,将大幅提高近地轨道运力,并有可能降低深空任务的运输成本。近日,星舰已经开始执行真正的轨道任务并部署重量级星链V3卫星,这是一个重要进展。
但星舰再先进,也只是载人火星所需能力中的一环。地球轨道加注、长期生命保障、深空辐射防护、火星着陆、表面能源、火星起飞以及返程推进剂,都没有因为拥有一艘大火箭而自动解决。
所以,中国现在做的“画地图”和美国正在做的“造大火箭”,其实并不是同一道题。前者解决的是如何认识和利用火星,后者首先解决的是如何高效运输大量人员和物资。真正的载人火星任务,需要把这些能力最终拼成一个能够长期运行的完整系统。

SLS大火箭不太争气,美国没敢把宝全押在“国之重器”上。
一道考题
“毅力号”留下的那些采样管,如今仍躺在火星表面,等待未来某一天被送回地球。最初设计这套计划时,人们并没有想到,这场等待会如此漫长。如今,负责采样的“毅力号”已经完成了预定采样任务,原本应该接棒的返回任务却不得不推倒重来、重新设计。
某种意义上,那些静静躺在火星上的采样管,也成了一道考题。它考验的不只是NASA,也不只是美国,而是所有试图走向火星的国家:当最初的兴奋和关注逐渐退去之后,谁还能在漫长、昂贵甚至有些枯燥的周期里,把一件事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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