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入组织化发展新阶段

2026年7月16日，29个国家代表在上海签署《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成为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这一组织的成立，与人工智能加速由前沿技术向通用性基础能力演进密切相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由2023年的1890亿美元增长至2033年的4.8万亿美元，十年间扩大约25倍。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快速上升，全球治理也随之从原则讨论逐渐进入规则协调、资源配置和机制建设阶段。

由此观察，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正在进入组织化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治理方式由原则倡议和政策协调，进一步向成员组织、机制运行、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延伸。模型、芯片和算力仍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基础，但能否提出具有包容性的治理议程、构建稳定的伙伴网络，并将技术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正在成为衡量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维度；能否把技术能力转化为具有广泛参与基础的合作机制，也将日益影响一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制度影响力。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加快由理念协调转向组织化运作

过去几年，国际社会已围绕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数据、知识产权和就业影响等问题形成大量原则、宣言和政策框架。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各类人工智能安全峰会持续推动治理对话，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共识不断积累。但总体来看，现有机制较多侧重政策倡议和原则协调，在长期组织成员、配置合作资源和持续实施项目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使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路径更加完整。2023年，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4年，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此后又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并于2025年提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到2026年，相关构想正式转化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初步形成从理念倡议、国际共识到组织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链条。

这一进程表明，中国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方式，正在由提出原则和开展项目合作，进一步延伸至建设常设化制度载体。国际组织相较于一般性倡议，需要形成相对稳定的成员体系、议事程序、执行机构和资源保障机制，并通过持续性合作成果增强成员联系。因此，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制度影响力，将伴随成员网络拓展、运行机制完善和公共产品增加而逐步积累。

中美人工智能技术扩散呈现不同路径

中美人工智能发展模式的差异，不能简单归结为开源与封闭的对立。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同样提出支持开源和开放权重模型，认为开放模型有利于创新、科研和企业应用，并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技术标准。与此同时，美国提出向盟友和伙伴出口包括硬件、模型、软件、应用和标准在内的完整人工智能技术栈，并将先进芯片、算力和供应链保护纳入国家安全政策。

美国的技术扩散路径主要依托头部科技企业、先进算力基础设施和资本市场，通过全栈技术出口扩大产业生态，并借助盟友伙伴网络加强技术、安全和标准协调。开放模型、商业输出和技术保护并行，共同服务于扩大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全球覆盖。

中国的技术扩散路径则更加重视开源生态、产业应用、发展合作和多边机制之间的协同。中国不仅推动基础模型和技术工具开放使用，也强调人工智能与制造、农业、教育、医疗、交通、气象和公共治理等场景深度结合，并通过人才培养、应用中心和示范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形成应用和治理能力。其突出特点是以产业体系承接技术创新，以应用规模推动成本下降，以能力建设扩大技术普惠。

外部研究也显示，中美人工智能能力已形成各有侧重的比较优势。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截至2026年3月，中美顶尖模型的综合性能差距已缩小至2.7％；美国在顶尖模型数量、私人投资和算力基础设施方面仍具有较强优势，中国则在人工智能论文数量、论文引用、专利产出和工业机器人部署等方面处于领先位置。

因此，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深层差异，不在于一方开放、另一方封闭，而在于技术优势向全球扩散的组织方式不同。美国更多依托企业主导的全栈技术体系和联盟网络，中国则将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开源共享、能力建设和多边合作相结合。两种路径都具有产业和战略属性，但在合作对象、制度工具和国际叙事方面呈现出不同侧重。

全球南方成为人工智能治理包容性的关键支点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面向所有国家开放，同时将帮助全球南方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作为重要使命。这一安排回应了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突出结构性矛盾：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和企业，而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却覆盖全球。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仍有约22亿人没有接入互联网，其中大多数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即使移动宽带覆盖率不断提高，网络质量、使用成本和数字技能差距仍然明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进一步指出，目前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不足三分之一，全球还有118个国家在主要人工智能治理讨论中的代表性不足。

这一差距说明，人工智能普惠不能仅依靠模型和产品的跨境流动。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还需要算力、电力、数据、人才、网络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和治理制度共同支撑。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核心问题不仅是能否接触人工智能技术，还包括能否根据本国发展需求进行部署、适配、运维和监管。

中国在此次大会上宣布，未来5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这些安排将人才培养、区域合作、场景应用和国际组织建设相连接，使能力建设具备更加稳定的制度接口。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制度价值，正在于推动全球南方由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端进一步进入能力建设和治理合作环节。随着相关机制不断完善，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需求提出、项目设计、标准协调和治理讨论，使其发展诉求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南方由此不仅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主要受益方，也将成为增强全球治理代表性和包容性的重要参与力量。

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能力基础持续增强

国际治理能力最终需要以技术创新、产业体系和市场应用作为支撑。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连续性、产业基础和应用规模不断增强，为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创造了现实条件。

中国已将人工智能纳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部署，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持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和伦理准则，形成技术创新、产业应用与安全治理协同推进的政策框架。

市场应用规模也在快速扩大。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达到6.02亿人，较上年末增长141.7％，普及率达到42.8％；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庞大的用户基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行业场景，有利于形成技术研发、规模应用、成本下降和产品迭代相互促进的发展循环。

在技术创新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显示，2014年至2023年，来自中国的发明人共申请超过3.8万项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族，数量约为排名第二的美国的6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同时显示，中美顶尖模型性能已基本接近，中国在论文、引用和专利产出方面形成较强积累。这些指标共同表明，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优势不只来自单一模型突破，也来自科研能力、工程实践、产业配套和规模化应用形成的综合体系。

上述基本面也为认识中国科技资产的长期价值提供了更坚实的依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能力、产业生态和商业应用不断显现，市场对中国科技企业的评估将更加关注技术兑现、场景落地和长期生产率提升。其长期价值基础正在增强，资本定价逻辑正逐步由短期风险因素转向技术能力、产业体系和商业回报的综合评估。

未来，谁能够更好地统筹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安全治理与国际普惠，谁就更有可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形成持久影响。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中国与各国共同探索包容、公平、有效的治理路径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也标志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入技术、产业和组织能力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作者：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国际合作研究所研究员 秦菁华）【责任编辑：沈晔】